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%，有的地区甚至达50%，这个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，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，约为“金砖四国”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，是北欧五国的3倍，是G7国家的2.8倍，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（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）的4.6倍。纳税如此之高福利如此之少，让很多国民莫名惊诧。
高税收对应的是高福利，但是，按照目前中国社保资金状况，只要能够保证全民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就是上上大吉，欧洲式的高税收高福利，并不适合底子薄、人口多、正处于城市化转型关键时刻的中国。即便欧盟也无法承受高福利的重负。
对于中国而言，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弥补社保资金缺口。继续加重税负就是对民众的无度盘剥，绝不可行，可行的办法有两条，一是借力国有企业的发展红利，在资产增值中解决资金缺口；二是提高税费的使用效率。
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成为全球有名的赢利大户。进入全球“财富500强”的中国内地企业从2001年的9家扩展到2009年的34家，中石油中石化给境外投资者分配了不菲的红利。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沉浸在全球总市值前三强的梦幻喜悦当中。曾经坏账累累的国有银行，经历了一轮脱胎换骨的注资、改制、引资、H股与A股上市，资产质量、盈利能力、资本充足率、流动性比例、风险控制能力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，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、中国银行包揽全球银行市值前三甲，上缴大股东汇金公司的红利就不少。并且，通过并购重组，国有企业资产获得了十倍的溢价，投资者给国有企业保值增值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反观国有垄断企业对于国民所做的贡献可谓微乎其微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指出，“现在国有企业资本预算，没拿什么钱给社保基金。这样社保就只能靠居民、企业，等于减少居民收入。但是，央企的利润应该有相当大的部分给社保基金。”
国企红利用之于民，是解决中国社保不足的根本；提高公共财政使用效率，则决定了中国税收法治化与社会运行成本高低。要改变高税收低福利模式，两者缺一不可。